过去十年，定义艺术的十大关键瞬间
过去十年即将进入尾声，对启发和塑造艺术世界最令人难忘的时刻而言，现在是进行反思的最佳时机。这些时刻将艺术带到了全球对话的最前沿，并进一步揭示了影响艺术家、艺术品或艺术市场的文化趋势。本次回顾包含了艺术家、艺术机构和艺术界以外的力量，他们或是激起了旷日持久的实践与运动，以“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为出发点，着眼于种族与代表性的讨论，或是迫使博物馆思忖其与权力和金钱的联系。这些时刻阐明了集体的价值和关切，揭示了我们依旧需要努力应对的复杂概念。我们反复目睹了以艺术世界为中心的强有力的文化转向，它们改变了生活，更影响全球经济。
Instagram 的诞生及其对艺术世界的影响
Yayoi Kusama, Infinity Mirrored
Room – The Souls of Millions of
Light Years Away, 2013.
© Yayoi Kusama. Courtesy
of David Zwirner, New York;
Ota Fine Arts, Tokyo/Singapore/
Shanghai; Victoria Miro, London
/Venice; KUSAMA Enterprise.
Instagram 于2010年正式推出，为艺术家提供了强大的新型营销工具。但这对艺术界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策展人不得不开始与一个新的问题作斗争：一场展览究竟有多么值得被上传到 Instagram。
在2013年草间弥生（Yayoi Kusama）的“无限镜屋”（Infinity Mirror Room）作品展出之际，这个问题已然扎根。那时，Instagram 的信息流充斥着相同的场景：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无尽闪耀的银河汇聚在一个孤零零的身影之上，而拍摄者脸的一部分常被手机镜头覆盖。尽管该装置艺术自1965年以来已经历了多次迭代，但由于社交媒体的影响，草间弥生的概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行起来，每天有多达2500人进入卓纳画廊（David Zwirner）的屋内——尽管每次仅持续45秒。
可以晒上 Instagram 的艺术热点开始大量涌现，例如彩色工厂（Color Factory）、29 Rooms、teamLab 的数字艺术博物馆（Digital Art Museum）——一切都致力成为完美的 Instagram 背景。此外，在艺术机构中，Instagram 也改变了人们与艺术互动的方式。在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今年的泰特（Tate）大型回顾展上，为了体验作品《你的失明乘客》（Your Blind Passenger，2010），参观者们徘徊在一个充斥着雾霾的房间中，人人举着手机进行拍摄。这让我们不由发问：通过镜头观看艺术品，你是否真的与其产生了联结？
Photo by Peter Parks/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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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内利乌斯·古利特——纳粹名画事件
Paul Cézanne, La Montagne
Sainte-Victoire, 1897.
Courtesy of Kunstmuseum Bern.
2012年，德国当局在纳粹时代艺术品经销商希尔德布兰德·古利特（Hildebrand Gurlitt）年迈且隐居的儿子科内利乌斯·古利特（Cornelius Gurlitt）的慕尼黑公寓中发现了1300多幅现代艺术作品。藏品的消息不仅震撼了整个艺术界，还波及其他领域。
这一神秘且价值连城的收藏由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奥托·迪克斯（Otto Dix）、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和保罗·西涅克（Paul Signac）等艺术家的作品组成，估计价值超过10亿美元。随后，警方还在古利特持有的萨尔茨堡房屋中发现了另外250幅左右的作品，使他的收藏总计达到1600件。
此案不仅震惊四座，还出奇复杂。特别是古利特于2014年5月去世后，将其收藏品和所有原产地问题一股脑留给了瑞士伯尔尼美术馆（Kunstmuseum Bern）。从那以后，一些艺术品已被归还给其合法所有者的继承人。更多的作品或是已经在瑞士伯尔尼和德国波恩的展览中公开展出，或是已经发布在网上以追溯其起源——这一溯源过程预计要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
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首次登场
Photo by Jessica Hromas via Getty Images.
香港作为全球贸易中心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但直至2013年巴塞尔艺术展在香港落成，其作为亚洲最重要艺术市场的地位才完全确立。
在2000年代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佳士得和苏富比也在香港巩固了其亚洲艺术品的销量。顺应这一趋势，亚洲艺术博览会（Asian Art Fairs）于2008年推出了 ArtHK。该博览会成为亚洲第一家国际画廊的启动平台，参与展览的画廊包括高古轩（Gagosian）和白立方（White Cube）。2011年，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拥有者 MCH 集团收购了亚洲艺术博览会60％的股份，将 ArtHK 转变为全球领先的当代艺术博览会的亚洲新成员。
巴塞尔艺术展提升了香港作为全球艺术市场的地位，为卓纳画廊和豪瑟沃斯（Hauser＆Wirth）等西方画廊投出了信任票，这两家画廊均于2018年在香港开设了分店。同时，这也有助于向全球艺术世界介绍香港和亚洲的艺术家——如果没有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的存在，这条路可能会更加曲折漫长。
女性艺术家拍卖出的最贵艺术品
Alfred Stieglitz, Georgia
O'Keeffe, 1930. Courtesy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Georgia O’Keeffe,
Jimson Weed/ White Flower
No. 1, 1932. Photo by Edward C.
Robison III. Courtesy of Crystal
Bridges Museum of American
Art, Bentonville, Arkansas.
2014年11月，乔治亚·欧姬芙（Georgia O’Keeffe）的画作《曼陀罗/白花一号》（Jimson Weed/White Flower No. 1 ，1932年）成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女性艺术品。爱丽丝·沃尔顿（Alice Walton）是沃尔玛的继承人，也是阿肯色州本顿维尔（Bentonville）水晶桥美国艺术博物馆（Crystal Bridges Museum of American Art）的创始人。她以4440万美元的价格在苏富比购买了这幅画作。这一次拍卖成为了当下艺术界潮流的巅峰：市场对女性艺术家作品的兴趣日益浓厚。
苏富比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在2012年至2018年之间，女性艺术品的拍卖价值增长了72.9％。似乎是为了证实这一趋势，当2019年5月，完成于1960年的油画作品《眼是第一个圆》（The Eye Is the First Circle）以117万美金的价格在苏富比成交之时，抽象表现主义巨星李·克拉斯纳（Lee Krasner）有史以来的拍卖纪录整整翻了一番。如此强大的市场力量与艺术机构更积极的努力相呼应，以期使长久以来被低估的女性艺术家获得她们应有的关注。
达纳·舒茨的文化挪用争议
Photo by Michael Bilsborough.
Courtesy of Parker Bright.
在惠特尼（Whitney）2017年的双年展上，画家达纳·舒茨（Dana Schutz）展示了一幅名为《开放的棺材》（Open Casket，2016）的画作。该作品描绘了一桩发生于1955年臭名昭著的案件，被残害的非洲裔美国青少年埃米特·蒂尔（Emmett Till）躺在棺材之中，上书舒茨的签名，以绘画的风格呈现在众人眼前。
轩然大波随之而来：人们认为身为白人的舒茨不应绘制、也无权从这样的主题中受益。艺术家帕克·布赖特（Parker Bright）将艺术品称为“对黑人社群的不公”，并身穿一件写着“黑人死亡奇观”（BLACK DEATH SPECTACLE）的衬衫站在画前抗议。有人呼吁撤下该作品，甚至将其销毁。画作最后还是照常展出，尽管博物馆最终在作品旁边添加了标语牌，并附有策展人的注释以及舒特茨的回应：“我不知道在美国成为黑人是什么感觉。但我确实知道作为母亲的感受。”舒茨用以下的陈述结束了她的回应：“这幅画不曾为出售所作，也永远不会出售。”
这件作品激发了关于挪用体验和图像的讨论。它发生在“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高峰期，被视为对一个族群痛苦创伤史的审美性利用。
Artforum 性骚扰诉讼案
Betty Tompkins, Apologia
(Artemisia Gentileschi #3), 2018.
Courtesy of Betty Tompkins
and P·P·O·W, New York.
2017年10月，策展人阿曼达·施密特（Amanda Schmitt）提起诉讼，指控当时的 Artforum 联合出版商奈特·兰德斯曼（Knight Landesman）对其实施性骚扰。这起对业界最有影响力人物之一的指控是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发起的 #MeToo 运动蔓延至艺术界的早期实例。本次诉讼影响深远，人们对于导致、纵容此类根深蒂固的职权滥用行为的艺术系统愈发警惕。
两年后，无数其他人分享了他/她们在私人和工作环境（包括博物馆、画廊和学校）中长期遭受性骚扰的经历。当幸存者们明确指出如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和苏博德·古普塔（Subodh Gupta）等著名人士的罪行之时，另一群人则在思考要如何对待骚扰嫌犯的艺术作品：是将其放在语境中加以思考，还是直接取消其作品的展出？
施密特的诉讼在一月份被纽约州法院驳回。但在它处，改变已在酝酿之中。遭受压力而承认权力结构可以滋生不端行为的诸多艺术机构正不断角力，以找寻保护文化工作者的具体方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不仅意味着需要创建安全的工作场所，还亟需纠正员工的性别和种族失衡。这些行事准则是维持运动进行下去的必由之路。目前，信息仍然很明确：曾长期被视为文化潜规则的欺压和掠夺性行为决不能被继续姑息。
奥巴马肖像画的问世
Former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unveils his portrait alongside
the portrait's artist, Kehinde Wiley, at the
Smithsonian's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in Washington, DC, February 12, 2018.
Photo by Saul Loeb/
AFP via Getty Images.
可海恩德·威利（Kehinde Wiley）绘制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的画像和艾米·谢拉德（Amy Sherald）随附的第一夫人米歇尔的画像远远超出了总统画像的标准。她们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平民主义艺术，并将黑人肖像画带到了围绕种族和代表性展开的全国对话最前沿。
这些画作于2018年2月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肖像画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揭幕，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不仅是第一次展示非洲裔美国人总统的肖像，而且还是第一次选择黑人艺术家作画总统肖像。
这些肖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影响力也扩展到艺术界。它们体现了对黑人艺术家重燃的文化兴趣，而这在黑人艺术家越来越多的个展和画廊展览中得以充分体现。
第一座拒绝萨克勒家族捐款的博物馆
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Image via Wikimedia Commons.
英国国家肖像画廊（NPG）于2019年3月成为第一家拒绝萨克勒家族资助的主要艺术机构，这一决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泰特、古根海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紧随其后。萨克勒（Sackler）家族因从阿片类药物流行中牟取暴利而臭名昭著，这使他们长期以来作为文化捐助者的声誉蒙上阴影。
伦敦国家肖像画廊的决定引发了持续的国际讨论。博物馆参观者、工作人员、艺术家和策展人都转向拥有严格审查标准、受到业内认可的艺术机构，质疑推动艺术世界发展的巨额财富背后所掩藏的伦理问题。2019年7月，因被披露其公司沙发利兰（Safariland）参与制造袭击美墨边境移民的催泪弹，遭受巨大舆论压力的惠特尼博物馆副主席沃伦·坎德斯（Warren Kanders）不得不引咎辞职，而批评的声音也在此刻抵达顶峰。然而余震还远远没有结束。
随着艺术界对以“有毒的慈善事业”为基础的机构发动攻势，可供另选的融资模式亟待人们的发现。时间会告诉我们反思的深度和广度究竟将达到什么样的规模，但有一点很明确：这很可能会彻底颠覆我们所熟知的艺术世界。
杰夫·昆斯（又一次）成为身价最高的在世艺术家
Photo by Yui Mok/PA Images via Getty Images.
今年5月，杰夫·昆斯（Jeff Koons）夺回了身价最高的在世艺术家的称号，他的标志性雕塑《兔子》（Rabbit，1986年）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91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这一结果使他领先于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后者的画作《艺术家肖像（泳池与两个人像）》【Portrait of an Artist (Pool with Two Figures)，1972年】在几个月前以903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本次拍卖也超过了昆斯自己的拍卖纪录：2013年11月，他高耸的不锈钢雕塑《气球狗（橙色）》【Balloon Dog (Orange) ，1994-2000年】创下了5840万美元的价格高位，这使他成为当时身价最高的在世艺术家，直到霍克尼的泳池肖像出现为止。
拍卖的结果证实了收藏家对昆斯作品持久的渴望。但这同时也表明，由于担心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买家将纷纷浮出水面，并大力竞标被广泛认为是杰作的艺术品。佳士得拍卖行的权力经纪人亚历克斯·罗特（Alex Rotter）在本次极具历史意义的拍卖后说道：“你如何看待昆斯都无所谓。这就是他最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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